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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8 10:11:26【3409754】
,结果住院治疗一个多月。“这是体重60公斤成年人的用药量,再说感冒不需要这么治”。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肖永红等人调查,我国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世卫组织推荐的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为30%,因为国情等原因,我国卫生部门设置的底线则是60%。 肿瘤是“过度治疗”的又一重点领域。“病人检查出肿瘤,家属一般会倾尽所有治疗,认为不治对不起病人。一些医生抓住这种心理,拼命用药、用最好的药。”山东日照市一位基层医院院长说,一支化疗药动辄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这种治疗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 重症监护也存在“过度治疗”现象。记者采访发现,一位退休干部因脑溢血成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ICU)躺了一年去世,花了100多万元,一个人把单位全年医药费花光。济南某三甲医院一位主任医师说,像止痛针也用进口的,五六百元一针,而普通的一针仅2元。一根导管国产只要十几元,而用进口的就几十元一根。在ICU,一天治疗费用1万多元很正常。 一些医院的临床病例显示,领导干部、公费医疗及医保病人,更容易成为“过度治疗”的受害者。 降了“用药比重” “过度检查”更重 为降低医院对药品收入的过度依赖,各地卫生主管部门结合新医改,推出了一些控制性措施。 山东省卫生厅提出,全省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总体平均要控制在44.6%以下,比以前下降2个百分点。 但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医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授意医生多开大型设备检查,如核磁共振、CT等等。“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上去了,药品收入占比也就下降了。该降的没降,不该升的反而升了,等于按下葫芦起来瓢。”“一住院,不管最近是否做过相同的检查,病人所有指标都要重新检查一遍。”山东一位临床医生向记者透露,院内有些科室让病人每天查一次肝功、血常规;还有些医生以“病情需要”为由,多开CT检查,有的病人甚至每月做一次,“完全不顾CT检查易造成辐射损害、应严格时间间隔的规定”。 陈自平大夫说,“过度检查”的一个原因是医生经验不丰富,难以判断病情,怕漏诊误诊,所以用设备“大撒网”检查。 “另一个原因是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免责’意识较强,助推了过度检查。”陈自平大夫说,医疗事故纠纷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作为被告人的医生需要自证清白,这使一些医生滥用仪器设备检查。比如,神经外科手术中,本来手术前后只需做两次脑电波检测,但一些医生每隔几分钟就做一次,目的就是留证据。“过度检查”的最大推手仍是谋利。近几年,不少医院在发展大旗下,争相购买大型医疗设备,陷入“技术至上”的恶性竞赛。 山东一位主任医师说,一台双源CT机1000多万元,一台PECT机2500多万元,一台手术用机器人2000多万元……只要一家医院买,同类医院就会跟风买。“一些省级医院大型医疗器械已超过房产,占到总资产一半。” 最近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发布的国内CT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CT销售增长率高达31.5%。“现在国家规定基本药物‘零差率’了,从药品上赚不来钱,只能多上设备,多开检查。”山东日照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坦言。 专家说法 不改变以药养医 “过度医疗”难根治 “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池子鱼病了,就是水的问题。”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工会主席于建国说。 有关专家表示,不实行医药分离,不改变以药(含医疗设备检查)养医,“过度医疗”难题就不可能根治。 记者采访发现,多年来“自收自支、自负盈利”的管理体制,鼓励了公立医院的创收冲动。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公立医院实行以科室为单位的财务核算机制,科室人员的奖金全部从科室收入账上支出。只有多创收,才能多发钱。 山东一家省级医院科室主任透露,医院对科室有一项考核指标,即住院率。如果住院率上不去,科室就要被取消部分床位,科室人员的奖金也会下调。一旦科室住院率不到90%,医生就会被要求多开住院,不该住的病人也得住。 “在这种科室考核制度下,医疗能不过度吗?”这位主任医师坦言,治理“过度医疗”,必须下体制改革的猛药,小打小闹的管理创新没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采购处处长谢力说:“只有医生和医院不再从药品和大型设备检查上谋利,‘过度医疗’才能真正遏制。”改革的办法是切断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的来源,对这部分收入实行上缴,或是实行医药分离,把药剂科从医院划出去。 “医疗改革需要配套推进,否则就难以持续。”于建国等专家表示,医药分离后,各级政府应切实提高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水平,并适当提高诊疗费用标准,重点考核医生医德和诊疗水平。 今年初,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二五”期间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革除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及药品滥用的机制。人们期待早日告别“过度医疗”。 据新华社 陕西渭南赵村村委会以学生上学不方便、存在安全问题等理由,将校舍以10年期限175万元的租金出租给了陕西渭南威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汽车4S店,而80多名小学生被迫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瓦房里上学。村民曾多次上访反映无果。(本报今日17版报道) 这是让捐赠人寒心的一件事。事实上,捐赠人慷慨出资的结果,竟然变成谋利的工具,不仅让人寒心,更涉嫌违法。 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受赠人未征得捐赠人的许可,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性质、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经征求捐赠人的意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捐赠财产交由与其宗旨相同或者相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管理。这就是说,虽然渭南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已经责令赵村村委会恢复“逸夫小学”教育用途,可是,近一个月以来,现实仍无改观,上级政府完全可以将逸夫小学转交给其他公益团体处理。同样根据该法,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捐赠款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退还所用、所得款物,并处以罚款。很明显,赵村村委会“以10年期限175万元的租金”是违法所得,不仅应该吐出来,还应该被处以罚款,至于罚款的额度,完全可以参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侵占、挪用社会团体所接受的捐赠的,可以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至此,逸夫小学变汽修厂的讨论似乎可以结束了,因为,这看上去不过就是一起擅自挪用捐赠物的事件。可是,需要追问的是,赵村村委会有没有处置这所逸夫小学的权力?如果没有,它为什么能这样做?如果有,应该经过怎样的程序? 按照渭南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的叙述,当时建设这所学校的资金分别由逸夫基金25.4万多元、市交通局28万元、征地款提留资金133万多元组成。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也就是说,这所学校产权的主要部分是村里集体所有。那么,村委会将学校挪作他用是否经过了村民同意呢?从报道上看,不仅没有,而且村民对此还很生气,不然村民也不会多次上访。 按说,村委会是村民选出来的,代表的应该是村民的利益,可是其决策结果却和村民意愿背道而驰,这不能不说是村民自治中的一个悖论。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中,主要表现在民主选举这一步。选完了,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在很多地方,日常的民主决策、管理与监督村务方面只是“有形式而无实质内容”。因此,不少村委会便在上任后任意决策,造成村集体经济、村民利益受损,逸夫小学变汽修厂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实,这块短板提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选完之后,谁来监督村委会的权力?村民代表大会吗?可谁来组织村民代表大会呢?如果没有人组织,那就意味着对村委会的监督是缺位的。选出来的村委会一家独大,甚至可以为所欲为,这不仅与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背,也暴露出现有村民自治的制度短板。要想让逸夫小学变汽修厂的事件不再发生,要想让村委会对村民负责,就必须建立监督机制,使村委会真正走上民主决策的道路。 本报评论员 赵清源 若干年前的某一天,在报章上看到专家说,牙刷要每三个月换一把才够卫生。如迷途遽醒的我,差不多是怀着颗感恩的心,兴冲冲地跑到商店,一次买了N把牙刷回家。然后便是计算时日,待刷们寿数一到,即次第除旧迎新。累则累矣,心情还是蛮爽,老祖宗“恒念物力维艰”的训导早被扔去一边。及至年岁稍长渐明事理,才知那年月就已被所谓的消费主义,被利益代言结结实实地微涮了一回。没有我等众多冤大头的供献,日化行业如何能做得今天这样风生水起?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形形色色的专家从未绝迹。虽然获益于大众分众自媒体以及小道等传播,现时人民的防忽悠能力显著提高,“范伟”们却依然大有人在。若不学而时习之并修修防蒙术,未见得就不会掉进专家舌底的迷阵里去。 名企兼上市公司苏泊尔持续深陷 “钢锅门”。其系列钢锅被曝锰含量高出国标近四倍,可致帕金森病常见老人手抖个不停即是此病,不知有没有老年患者的病因由此而起?苏泊尔先回应称“符合意大利标准”,继而有专家挺身,抛出“不锈钢产品中的锰含量可以忽略不计”论。正当众看官不明就里不知所措之际,挣扎数月终于hold不住的苏泊尔,承认“老产品锰超标”。我在想,专家私底下会不会跟厂家幽怨:我可劲儿地给你擦屁股,屎还没干净,您怎么这么快就招了呢?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啊? 另一家出现在拟上市名单里、最近爆得大名的企业福建归真堂,因活熊取胆遭多位知名人士致函证监会反对,公共舆论对此也是同仇敌忾。但行业协会中药协的某会长却逆众意而上,果敢地宣称“活熊取胆无痛很舒服”,之后就“痛痛快快地出去玩了”。我纳闷的是,会长又不是熊,焉知它不是“很痛很难受”,不是“满怀嗔恨地出去玩了”?!不知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充足底气从何而来,要说是因了那每年5000元的会费,求你,千万别这样污辱人的智商。再说,会长这么急吼吼地表白也不好,看人家证监会多稳重,一句话都没有。 这么直白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专家其实为数不算多,除了授人以利令智昏的口实,恐怕起不到丝毫的“正面”效果。不论是否“御用”专家,当然要有些过人之处,要么整些歪理出来,要么玩玩文字游戏,要么采取纡曲策略,总之起码是要弄得公众云山雾罩才好。像重庆市一文管所所长坐到这个位置,理论上算是业内专家了吧,对 “蒋介石行营被拆”一事,“保护性拆除”的回应就很有些水平。虽然前有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 “维修性拆除”之开先河,此话创意性略差,但怎么着也是发扬光大了。要不是国家文物局辟此邪说,你还真不知这到底是保护的多还是拆除的多,它的合法性又有几何。 明显有利益勾连之嫌的专家发声,还不太容易把人麻倒。怕就怕,它老谋深算,围裹上公共利益的外衣,如什么成品油价水价电价上调合理论,及前述三个月换牙刷之类。可能你会说后者是卫生需要,但千万别以为,一个牙医对你的单独告诫,和某人站在公共平台上发出此言是出于同一种用心,况且你还不知道牙医的说法何从印证。还有些专家,言论所及与利无涉,但越是如此越应细审思、明辨之,长正见的识,不可一味盲从他人的理。套用流行的TVB体总结下:呐,不要说我没提醒你,专家的话呢,听听就算了,最要紧的是不能当真。发生听了专家的话当傻帽儿的事呢,大家都不想的。看我的稿子你饿不饿,我给你叫碗面吃? 王太川 近日,北京东直门簋街一家云南过桥米线店起火。消防车赶赴救火途中,不仅未获社会车辆让行,反遭并线超车。(2月19日《新京报》) 遇到执行紧急任务警笛鸣响的消防车,其他一切车辆都应该让道避让,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国道交法和消防法均规定,消防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不得穿插超越。然而回到现实,这样的基本常识和法律规定,无疑远未得到有效的践行和落实。 应该享受“特权”的消防车、校车等等,不能有效享受“特权”,本不该享受“特权”的“特权车”却泛滥无比。同日另一条新闻说,北汽集团今年为全国 “两会”17个住地配备了大小车辆449部,首批69部帕萨特日前开始“体检”。“两会”期间,要求所有司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一律不许开“特权车”。“两会”服务车不许开“特权车”,这当然是一件不扰民的好事;然而,透过这个要求的背后,却也不难发现与权力相关的“特权车”,是一个多么普遍的真实存在。 不该享受特权的“特权车”泛滥,与执行任务的消防车得不到“特权”,两者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试想一下,如果平日很少听到警笛鸣响,突然听到消防车的笛声,只要相关法规教育到位,选择立即避让会否成为一种条件反射?相反,如果经常都能听到警笛大作,而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警车开道后面再跟一个领导专车,无法知道是真执行任务还是肆意扰民的人们,对大同小异的 澳门百乐宫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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